| 苏门答腊岛上的一个小城市先达，是我热爱的地方。我出生在这里，幼年的欢乐岁月也在这里度过。原本以为会永远这样平静快乐地生活下去，可偏偏要早早的离开，迫不得已。
回忆是一条河
半个多世纪过去了，没有再回到童年故居，它早已不复存在，而我的回忆变成了一条河。河的这边是黎明，河的对岸是黄昏。黎明的
故事发生在我的童年，印象中童年的小镇是阳光和煦的，就像那里的黎明，明媚美好。印尼的气候温暖潮湿，相当宜人，幼年的我根本不懂得什么叫严寒酷暑。只知道海风凉爽，天空清澈，空气芳香。
我家住在先达的近郊，只要穿过一条大街就很热闹了。这里有很多华人开的小店，对小孩子最具引诱力的是那些小吃，印尼的小吃花样繁多，小巧精致，做这些小吃的大多是当地的印尼人。我们华人最偏爱的美味是咸鱼，和国内那种过年时腌制的咸鱼不一样。记得有一条街是专门卖咸鱼的，一声声叫卖不绝于耳，热热闹闹回荡在整条街。我父亲起初是咸鱼店的伙计，很懂得咸鱼的做法，我们特别有口福。父亲告诉我们，咸鱼煮好后要趁热配着滩凉的稀饭吃，那是最美味的组合。咸鱼的味道非常厚重，放在口中咀嚼，一丝丝鱼肉的浓香透过嘴唇可以散发得老远。
我还喜欢一种小吃，忘了名字，是用芭蕉叶包椰肉糯米团。上小学时，父亲每天早上出门前，都会在桌上给我们兄弟几个搁上早饭钱，按着顺序，一摞一摞的，我们出门前便各拿各的份儿。上学路上，我总忍不住去买揶肉糯米团，和同学一路谈笑风生，一路享受着美味早餐。椰肉的沁香穿透了糯米，和着芭蕉叶的芳香一起送进口中，感觉连牙缝里都塞满了香味。
如果能吃着印尼小吃一路上学，一路长大，那何尝不是美妙人生的开始呢？但生活开始“忐忑不安”了。1958年末，空气里布满了一股令人不安的硝烟味道。
河的对岸是黄昏
放学路上原本是最轻松开怀的时刻，和同学三五成群嘻嘻闹闹着回家，天边的晚霞绚丽夺目。而后来欢愉的心情渐渐消失不见，放学路上时时提心吊胆。当时我还是八九岁的年纪，记得有一次，下课后因为和同学在校园里玩耍了一会，阳光不那么耀眼才想起回家。放学路必须经过郊外一片荒芜的废墟，不经意间走到这里，突然发现迎面走来一群十七八岁的青年混混，一副吊儿郎当的模样，我心里有点发寒，侥幸地想也许只是过路的。可他们的目标竟然就是我们，凶巴巴地将我们几个逼到墙角搜身，“勒令”我们交出身上所有的钱，口中不屑地吐出辱骂字眼。我又是气愤又是害怕，一时乱了思绪，本能去地抵抗他们的粗鲁行为，结果遭到这帮人的一顿狠打，我和我的同学都挨了好几个拳头，被打得泪水涟涟却不敢出声。从那以后，我们再也不敢在放学后逗留了，经济条件好的同学家里会有车接送。剩下的，惟有趁放学人多时骑车结伴而行。虽然以后再没发生那样令人胆战心惊的一幕，但这份恐惧留在我幼小的心里，久久不能散去。
过了些日子才敢告诉父亲这件事，他听后只是默默地不做声。
我眼里的父亲是个严肃话语不多的人，平日跟我们接触并不多。他每天外出做木材生意，直到很晚才回家，很少过问我们的事，所以我总觉得父亲不够关心我们。让我更加忿忿不满的是，那之后只要我稍微晚一点回家，父亲听说后就毫不客气地拿起棍子狠打我一顿。
直到有一天，我开始理解父亲了。那天，我跟着父亲的车去林区运木料，原本还兴高采烈甚感新鲜，但因路途颠簸，所经尽是荒芜人烟之地，不多久新鲜劲就消磨没了。不知道走了多远才走进茫茫一望无际的林区。站在树林中，突觉那高大粗挺的林木就像一堵堵围墙铺天盖地的迎面压来，十分压抑。搬运工帮父亲把木材运上车。折腾了半日，终于回程了。
这些木材运回后就囤放在我家附近的一个大仓库里，等待买主。听母亲说，做木材生意其实特别辛苦非常受气，而且利润微薄，刚好够养家糊口。
我们的车开到了一片林地，隐隐约约听到从林中传来一阵庞杂的叫喝声，我还没弄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，父亲早已跳下车，走到前面去跟那群人交涉。我看到了他们黝黑的脸，知道这是当地人。蓦然想起不久前学校附近发生的那一幕！顿时，一阵胆寒的恐惧袭上心尖：我们遇劫了！但看到父亲的反应，显然这已不是第一次遇到了。看到那帮人飞横跋扈的模样，我真有些担心。不一会，父亲沉着脚步踏上车，说道，快点离开这儿，他的表情意外的平静。那一瞬间，我突然理解了父亲，为什么那么晚回家后也不多说话，为什么我一晚回家他就会生气。我渐渐明白了父亲的苦衷，也体会到这个曾经明媚快乐的地方已经悄悄地发生了变化。
黄昏过后要回家
1959年，印尼颁布“第10号总统令”，“总统令”规定外侨不能在县以下的乡镇从事零售商业。日子越过越艰难，回国的打算不是没有过，但我们却不想真的离开，毕竟久居为安，我们都在此生养长大，祖父很小就从老家南安来到印尼。这里气候宜人，适合居住，所以我们不肯轻易迁徙。可是偏偏事不遂人，印尼华人社会充斥着令人不安的声音，加上货币贬值，人心惶惶，颇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。大家都在揣度着继续生存的可能性，我家也处于徘徊观望中，但后来发生的事情促使父亲毅然做出回国的决定。
在我家马路的另一头有一个兵营，当地一场政变前后，我们每晚都能听到“啪啪”的枪声，兵营的人经常搜查民居，一次就来七八十人，一进来不问曲直胡乱地搜索一通，走后留下一片狼藉。如此几番之后，等那些人一来，家家户户都关门闭户。不想后来愈加猖狂，门外的枪声真可谓惊心动魄，每晚都是提着一颗心不敢入眠，害怕一觉睡去再也见不到黎明。为了保证在家里的安全，那时每家每户都沿着大门两边的外墙砌了一个一米多高的池，在里面堆放沙子，子弹穿不进来，这样大家才稍稍有点安心。
可接二连三地又起风波。或许这个时候想过平静日子已经成了一种奢望。我记得那段时间，居民区内不断有人闹事，一到晚上就有人向华人居住的屋子扔石块。屋瓦屋面“劈劈砰砰”的声音弄得我们夜夜不宁。那时我们一放学回家就不敢出门，躲在家里提心吊胆地什么事也不能做，一家人苦恼透了。我记得有一次我看到祖父用一张布把什么东西包起来向沿体外扔，果然不一会门口就没了声音，后来我才明白那是钱。
在这种朝不保夕的恐怖境况中，人人自危，父亲为了全家的安全，通过商议，毅然做出了重大决定——回国。父亲作此抉择经过了艰难的权衡，他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，回国对我们来说，意味着人生地不熟，一切重新开始。
1960年5月，我13岁，告别了先达，告别了苏门答腊，登上回国的轮船，带着难以言表的心绪离开了这块风雨之地，有几分不舍，也有几分对新生活的期待。回国后我继续念书，再后来，长大成人。兄弟姐妹漂泊四方，各自为家。我则在福州生活了几十载，十分懂得享受现在的这份平淡和安然。想起童年他乡动荡不安、终日惶惶的生活，蓦然发觉：一生平安，就是上天赐予的最大幸福。 |
